非典十年反思专家称隐瞒疫情惯性至今仍存在(2)

　　将公共卫生送上快车道

　　“送走”了SARS后，耐人回味的是，SARS却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送上”了快车道。无论是曾光，还是接受采访的其他公共卫生专家都坦陈：“SARS后的这十年，各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都有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

　　“SARS是一场灾难。”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说，“但它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赢得发展的契机。”

　　在SARS之前，包括疾控中心在内的整个公共卫生系统正处于转型期由过去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向半事业单位过渡。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承担原有的公共卫生工作，还需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在这一格局之下，胡永华说，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生存和挣钱上，“过去能力最强的做业务，而现在能力强的搞创收。由于经费不足，很多业务都已名存实亡”。

　　“SARS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反映出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胡永华说。

　　曾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SARS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省疾控中心的硬件。硬件设备升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负压病房的建设。

　　如今这种专门用于接收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病房，不仅在医院得到了普及，部分城市还配备了负压救护车，在救治和转运病人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感染的几率。但十年前SARS最猖獗的时候，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间合格的负压病房！

　　在硬件建设中最有成效的，曾光认为还是信息报告系统的建设。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报告系统的状况：“当时，每年全国开疫情会，就是算账会，各省参会的人都自己带着算盘，相当落后。”

　　事实上，直到SARS爆发，中国公共卫生的信息报告系统仍形同虚设。当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为了弄清北京的数据，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花费一周的时间，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

　　在SARS后的几年，由卫生部牵头，在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提到这一系统，曾光连用两个绝对，“全世界绝对最快，绝对最先进”。

　　这套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的信息系统，可以将全国31个省份包括传染病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网络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即使是一个乡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疾病，中央也可在第一时间获悉”，胡永华说。

　　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

　　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讨论SARS对中国公共卫生带来的影响时，公共卫生专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应急预案的制定。

　　曾光总结的导致SARS早期“战局不利”的诸多原因中，第一条就是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

　　SARS之前，中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预定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指挥系统，更没有对此的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此外，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都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政府在应对SARS上，初期一片混乱。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两天后，4月23日，国务院才成立防治SARS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SARS的防治工作。之后，抗击SARS工作才走上正轨。

　　2003年4月1日，时任副总理吴仪在视察疾控中心时，对在场的人表示，她此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套机制的建立。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的建设问题。

　　一个月后，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的法规条例，从起草到提交审议，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开创了中国立法的“SARS速度”。

　　《条例》出台的第二年，卫生部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应对准备等工作。到2005年，全国已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

　　2007年8月，国家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期间，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应急预案，除了涉及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卫生事件外，也涉及了洪涝灾害、地震、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

　　“应急预案从传染病涵盖到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再到各种潜在的社会安全事件，”曾光说，“显然，这是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

　　硬件很硬，软件不足

　　“中国公共卫生信息的开放，就是在SARS中开放的。”曾光说。

　　不过，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隐瞒疫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包括被免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他们也不想这么做那是多年来长期形成的积弊，有很强的惯性。”

　　即便是在十年后，在已经取得许多进步的今天，这种惯性仍然存在。

　　抗击非典的旗帜性人物钟南山，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疾病信息的覆盖和上报，个别地区上报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够准确，“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有关”。

　　熟悉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演变过程的胡永华说，隐瞒疫情可能更多是与中国在传染病领域的保密制度有关。

　　他解释说，早期相关部门在对外公布疫情之前，都会出于对国家形象和对外贸易的考虑，“淡化”疫情，采取“内紧外松”“内外有别”的处理原则。“上面的这种淡化处理，很自然会被下面效仿。因此，出现瞒报谎报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会主动上报、甚至夸大当地的疫情。“因为，疫情大多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很少涉及人为过失。”胡永华说，更重要的是，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资金正所谓“财神跟着瘟神走”。

　　相对于信息透明，胡永华更担心的是，“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机构硬件很硬，建了很多大楼，购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但观念、制度、政策、人员等软件则相对落后，就像高速公路建起来了，开车的还是喝酒的人，也没有交通规则。”

　　他体会最深的是，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十年来的科研经费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没有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一切都是空谈”。

　　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已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生前曾撰文：“部分地区只知盲目投资，大兴土木，无视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即健康教育和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依然没有被列入重要议程。”

　　黄建始还指出，“长期以来，大公共卫生观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SARS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工作，实际上几乎还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一家承包，政府的作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并不清楚，甚至处于无序的状态。我国医疗、预防体制分家，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医疗、预防资源不能整合的局面还是继续存在。”

　　在曾光的办公室里，他指着那张十年前的照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当年在中南海讲完课，他在结语时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详细讲一讲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根本问题。“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