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抗癌“假药”的判决如何实现德法平衡

　　印度仿制瑞士“格列卫”抗癌药，使国内慢粒白血病患者每月省去2万多元药费，意味着他们的生存希望大增。但这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使用网购的信用卡，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这种“假药”，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

　　在病友们看来，陆勇无疑是一个好人，由于他找到了物美价廉的抗癌“假药”，不仅减轻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让病友们看到了生的希望。但是，即便出于好心，由于其行为被法律所严厉禁止，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道德面前，陆勇的行为值得褒扬，而在法律面前，他却须背负惩罚的枷锁。

　　其实，陆勇及其病友们之所以选择印度的“假药”，原因还是价格便宜。根据报道来看，如果使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抗癌药，售价是23500元一盒，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而如果使用印度的“假药”，则每盒只需200元左右。这两种药价格差距巨大，而疗效却相差无几，家庭并不宽裕的绝大多数病友，自然会选择购买物美价廉的印度抗癌“假药”。

　　在道德范畴内，陆勇的行为并无不妥，而这种乐于助人的行为，值得褒扬。毕竟，能够帮助病友燃起活下去的希望，包含了令人欣慰的善意和真情。病友们购买“假药”，是一种无奈，是绝望中的集体自救，而陆勇则成了他们活下去的有力支撑。但是，被道德所允许的，并不一定合法。哪怕是充满善意的行为，一旦触犯法律，仍然只能面临法律的制裁和惩罚。

　　但是，这并不表明法律是冷冰冰的，它也会与人情冷暖交织在一起。在很多司法判决中，由于存在一些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情形，法律也会“网开一面”。也就是说，在这类案件中，需要存在法律规定的宽宥情形，考量案件中的特定因素和情形后，综合作出融法、理、情于一体的判决。

　　应该说，在陆勇代病友集体购买“假药”一案中，出于善意的目的，以生命伦理角度来考量，道德与法律并不会过度指摘。对于犯罪行为而言，主观性质的界定，对于最终的定罪、量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他人生存而犯罪，并得到病友们的联名请愿，这本身就说明了行为本身存在太多的悲壮色彩。

　　对于陆勇购买“假药”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判决中，道德与法律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生存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每个人的权利，当不得已触犯法律时，司法机关不该过于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