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4成120出车为非急救任务 致系统负担过重(2)

　　“我们最终要走到分层次救护那一步，但具体什么时候走，怎么走，都还要看一看。”管敏告诉中国青年报社记者。

　　负责上海市急救中心通讯调度部运作的李警雷怀疑，北京、上海可能无法适应这套调度系统，“市民被问这么多问题会不会烦？”如果调度员作出错误的判断，由此带来的纠纷由谁来承担？

　　越来越弱的身体：拥有616辆救护车的上海，从事院前急救的医生只有157人

　　在上海6月闷热的黄梅天里，120急救系统的“疾病”在遇到管弄路的老顾时发作起来。

　　小栾最初拨打电话时很理智。但当发现外公的脸色慢慢变白，双手开始变得乌紫时，就有点着急了，“我外公快不行了，你们再不派车过来就要出人命了！”自始至终，电话里传出来都是相似的回复，“附近的车都派完了，需要再等一下”。

　　一个不太为公众所知的事实是，相比616辆救护车的数据，急救中心仅有医生157人。在我国，急救中心被看作一级医疗机构，从事急救任务的救护车上必须配备一名医生。这意味着上海市有一大半救护车无法进行急救任务。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城市同样存在。2008年前后，北京急救中心人事科科长跑遍全城也才收到十几份简历，“每年招到的人都不及计划编制的20%，眼看着院内急救医生平均年龄已近40岁”。

　　而在被称为“最难毕业季”的今年，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都招到海南岛去了”，最终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53个有意向的，但还没等签订就业合同就有约30%的人违约。

　　在北京干了20多年的急救医生贾大成看来，急救医生处于医患矛盾最紧张的前线。这个性子耿直的大夫遇到过不理智的患者和家属，“眼镜都被打碎了两副”。而在上海做救护车司机的侯建国遇到一位患者在与医院发生矛盾后打电话叫来120，“见面就是骂一顿，反正你们是一伙的”。

　　另一个造成人员紧缺的原因在于晋升空间。“担架员还能指望混得好了混个司机，医生还能往哪儿混？” 在瑞金急救站工作的医生赵虞开玩笑说。在上海市急救中心的157名医生中，只有一名获得了副高职称。

　　与急救工作不符的是相对微薄的收入。赵虞介绍，自己的工资只有5000元左右，担架员和司机的收入更低。一位担架员一次中了奖请大家吃肯德基，两份全家桶的价格就足以让他咋舌。

　　“现在我们这儿就出现了倒挂现象。”坐在急救中心7层铺着厚厚地毯的接待室里，管敏解释，“别看这个楼挺漂亮，都是专款建的，因为局里面现在到处都很好了，只有一个120还像延安窑洞，领导脸上也挂不住。”

　　对于这一状况，王亚东的“会诊意见”是急救员制度的建立。急救员不需要全面的医学背景，但是需要专门的急救知识培训，并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在他看来，每个救护车上必须配备医生，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浪费。“医生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救护车上基本不用对一个病人进行完整的诊断”。即使在与中国急救理念相似的法德等国家，由于奉行“把急诊室送到病人面前”的理念，配备了相当先进的设备，也没有给每辆救护车配备医生，“一些非紧急的任务由急救员就可以完成”。

　　越来越低的免疫力：对于医疗纠纷的担心像防御系统的一个漏洞，让整个系统缺乏免疫能力

　　6月16日的这天，小栾不记得打了多少电话，甚至还打110叫来了警察，期望急救中心接到警察的电话能更快作出反应。

　　“我知道你们没车，但没车就不能想想办法？”事发一周后，坐在当时的小公园里，小栾的语气已经十分平静，但这一质疑依然被她反复提及，“如果所有车都派出去就没得救了，那不是很可悲的事情？”

　　对于疾病缠身的120急救系统来说， 对于医疗纠纷的担心像防御系统的一个漏洞，让整个系统缺乏免疫能力。

　　“急救派车和送医院第一原则是就近送院，第二是根据病人要求。”管敏告诉中国青年报社记者，“但是现在往往第二原则变成了第一原则”。

　　6月2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上海市瑞金医院的急诊科，发现像难民营一般挤满了病床。门上贴了一张告示：“我院抢救室病床爆满，请各位病员转至他院就诊。” 但在短短3个小时内，仍然有3辆救护车将病人拉来此地。“没办法，病人要来的。”一辆来自温州的救护车司机告诉记者。由于病床紧张，他们必须把担架借给患者，等待医院病床腾出来以后，才能离去。

　　对于急救医生来说，这种被称为“压床”的痛苦几乎每个人都有经历。赵虞经历过最长的压床时间有六七个小时，甚至有人经历了一整夜的压床。有一次，医院连放担架的地方也没有，只能放在外边。正值暴雨突至，家属和医生不得不一人打一把伞，“跟遗体告别似的”。

　　“这难道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吗？”周浩反问记者。为了拍摄纪录片《急诊室的故事》，这个导演在广州跟着救护车拍摄了10个月。

　　1996年，广州就曾颁布了《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虽然同样尊重患者选择，但其中明确规定，如果出现“伤病员病情危急，有生命危险的”、“所选择的医疗机构与急救现场的路程距离超过十公里的”等情况，急救人员可拒绝伤病员及其家属的要求。

　　但截至目前，这套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而建立起的防御体系，在全国各地的120系统中，并不多见。

　　一直在呼吁国家层面的急救立法，王亚东深知其中的困难。2011年，卫生部曾就一部《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至今没有下文。从2008年就筹划推进，2012年进入立法调研阶段的《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至今仍在“拟定中”。

　　对于城市急救系统的顽疾，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寻医问药。今年2月，在一份包括上海市卫生局和市财政局在内的十个局委联合印发的文件里，为了补充急救人员，提出了多项对策，甚至包括“探索二三级医院临床医师在晋升副高级职称前，到各级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定期工作的制度”。

　　但这些制度何时能够落实，没有人说得清楚，也没有人知道，急救系统的这身病会以怎样的形式再次发作。

　　6月20日，发生在上海杨浦区的一起交通事故中，因运送病人前往另一家医院而被耽误的120最终派车前往时，距离车祸的发生已经过去整整两个小时。

　　在这则新闻里，现场的一位女士带着哭腔向摄像机镜头诉说，“这都等好长时间了，到底还要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