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一乡镇至少554人患尘肺病 以命换钱难维权(2)

　　“秦岭数峪采过金，风湿矽肺患在身”

　　无论患者还是死者家属，大多认为可怕的尘肺病来自临近的矿山。

　　马荣华说，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湖北口乡农民就陆续外出打工，1995年前后达到高潮。而全乡外出务工的近8000人中，超过一半去了河南灵宝和陕西潼关等地，其中以灵宝市的豫灵镇最多，那里矿产丰富，被外界誉为“黄金之城”。口乡中心集镇车站，每天与灵宝对开一趟客运班车。

　　“几年前就有人查出病，但我们这里消息闭塞，很多人还不知道是得了尘肺，以为是肺气肿、肺结核、气管炎。这个病需要专业的医疗机构鉴定，郧县的医院都没有办法确诊。”马荣华说，陆续有人死亡，当地政府也采取过措施。

　　“一个是低保，鼓励老百姓参与农村医疗保险，再就是发动社会宣传，希望村民认识到从事的有些是高危行业，而尽量能留在本地就业。我们当地有烟业、畜牧、林业等产业，但对他们吸引力不大。譬如烤烟，确实比种地挣钱，一亩地一年挣两三千，但他们还是宁愿去金矿、煤矿，在那里一个月能挣五千、上万。”

　　尘肺病患者张辰的网名叫做“挖空秦岭”，他说取这个网名是因为他在位于秦岭之中的豫灵镇诸多金矿中挖了20多年的矿石。

　　1990年春节，张辰在河南豫灵镇金矿打工的姐夫回家过年，春节后，年仅14岁的张辰跟着姐夫离开了湖北口乡，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矿工生涯。当时身高还不足1.6米、体重只有四五十公斤的张辰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背篓背矿石。

　　1994年开始，张辰开始做起了炮工，在深深的矿井中打炮眼、炸矿石成了他的主要工作。“那时候用的都是干钻，钻机一开始运转，矿洞内全是白白的粉尘，能冒一米多高。每天停工后我们的鼻孔、耳朵里全都是灰尘，吐出的唾沫都像泥浆一样。”张辰说，但为了挣钱他并没有在乎这些。

　　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张辰在豫灵镇多个金矿的矿井里干过活，为此他还模仿宋朝诗人梅尧臣的《陶者》为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 -“秦岭数峪采过金，风湿矽肺患在身。我如陶者掏尽土，鳞鳞片身都是金。”

　　2005年年底，张辰开始出现胸闷、喘气困难等症状。“辗转去了好多家医院，医生都说是尘肺病。”张辰手中有一份2012年10月19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为他出具的病情报告，上面清楚地写着“矽肺”二字。

　　发现患上尘肺之后，张辰害怕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病可能跟金矿的工作环境有关。在金矿上已经成了一名包工头，手中有些闲钱的他开始四处求医。“要不是及早注意到这个情况并及时就医，再加上我现在不亲自下矿干活，我现在估计跟李善平他们一样，也都没了。”张辰说，虽然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已经很庆幸了。

　　在当地媒体报道之后，南都记者又重新走访了湖北口乡的三十六岩、虎坪、泗峡口、塔坪岭、大新川、小新川、东川、西川等近10个村庄，了解到目前身患尘肺病的村民多达五六十人，疑因尘肺病死亡的有20多人。

　　而有些已知患病的村民，目前仍在外地打工。虎头岩村5组农妇张志琴告诉记者，他41岁的丈夫刘世忠4年前查出矽肺，但一直还在灵宝的矿山中挖矿。刘世忠也因此不在乡政府统计名册之内。

　　活在矿坑粉尘里

　　在矿井下长期作业，吸入大量矿石粉引起肺部病变，这是口乡籍尘肺病矿工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记忆还有：矿井没有通风设备，缺乏除尘设施。

　　45岁的张衍进是西川村农民。1993年，他经乡亲介绍到河南灵宝豫灵镇的一家个体金矿打工。刚开始，张衍进在井口从事装车、背矿石等工作，再后来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开始进矿坑采矿。

　　他告诉记者：“那时候进矿坑采矿，矿上没给我们发任何防护用品，连口罩都没有。那时都是打‘干钻’，风钻一开，整个采矿面都是粉尘，两个面对面的人，都无法看清对方。”但因为是按量计酬，张衍进干得很起劲。放炮过后，不等烟尘散尽他和工友们就冲进去背矿石。干完一个班从坑道里爬出来，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抠抠鼻孔，里面都是像结石一样的东西。

　　张衍进断断续续在豫灵镇干了十几年的矿工，先后在十几个金矿干过，其中最长的不到两年，最短的只有三个月，且没有签过任何用工合同。

　　2009年3月，在两个老板争夺采矿权的纠纷中，张衍进被打伤，张衍进的老板出钱让他去医院看病。在陕西潼关县人民医院，医生给张衍进检查后，意外发现他患有尘肺病。几天后，张衍进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河南灵宝市人民医院复查，结果还是一样。

　　张衍进说，其实从2008年年初开始他就时常感到胸闷、气短，但他却不愿相信自己患上了尘肺病。他的许多工友和老乡也都是这样，不敢去医院检查，宁愿自欺欺人，深怕查出病来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

　　受访的多位矿工都证实：在这些金矿的矿坑里干活，他们大多未接受过岗前培训，也没有进行过相关的体检。“好的话戴个口罩能在数千米深的矿井下呆一天，有的干脆连口罩也不戴，有的甚至只穿条短裤干活。”

　　万迎风(化名)也是郧西人，同样是尘肺患者。与众多患上尘肺的乡亲不同的是，他目前已成为一个矿井的包工头，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半个矿主。对于上述矿工对金矿环境的描述，他也给予了证实。

　　虽然依靠金矿挣了钱，但万迎风对金矿还是表现出深恶痛绝，他向记者提供了不少关于矿井环境的视频资料。

　　在一段万迎风拍摄于3月3日的手机视频中，记者看到两名头戴安全帽的炮工正弯着腰在黑漆漆的矿坑中干活，他们身上的衣服，已辨别不出颜色。两人的脸上，蒙着一层同样辨不出颜色的普通口罩。

　　扛着一台打炮眼用的钻机，两人正猫着腰完成打炮眼的工作。随着钻机的轰鸣声，他们身边可视范围内顷刻间弥漫起了大量的粉尘。

　　“他们现在用的是一台水钻，粉尘要少很多，而在之前，工人们使用的是干钻，那时候的粉尘更大。”万迎风说，2000年以前，豫灵镇的金矿经营业者多数都采取国家禁止的干式风钻掘进方式，未向他们提供任何有效的防尘工具，加之没有通风设备，工作时坑道内粉尘弥漫，环境十分恶劣。

　　“不去金矿，还能干啥”

　　挖矿为生的华从洪如何死去，他的姑姑华启翠看得清清楚楚，但她家3个儿子至今都还在河南的金矿上干活。

　　对于湖北口乡不少青壮劳力，即使健康受损无法维权，金矿仍然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张辰告诉记者，从过完年的正月初六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近百名村民登上到矿区的班车，“不到金矿打工，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

　　“也想维权，但我认为不可能。”虎坪村一位尘肺病患者说，其实很多像他一样患病的人都存在这样的心态。

　　东川村患者毛邦学，被确证为尘肺病已有8年，如今已是尘肺3级。记者联系上他时，他还远在河北。电话那头除了呼呼的风声，还有不停的咳嗽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发现患了尘肺病后，毛邦学也想过找矿主索求一定的赔偿，不过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在矿上干了十多年，前后经历的矿主也有几十个，但从来没有签过一份正式的用工合同。

　　“都没有合同，再加上不停地换老板，傻子才会承认你的病是在他的矿上干活时患上的。”毛邦学说。

　　大多接受采访的尘肺患者都表示，他们到矿上干活，从来没有跟矿方签过用工合同。“一般情况下都是经熟人介绍过去的，然后在一个老板手下干几个月，然后再换一个老板，年年都一样。整个豫灵镇有大大小小几百上千个矿口，我们自己都记不得在多少个老板手下干过活。”同是尘肺病患者的袁忠平说。

　　包工头万迎风也向记者证实，豫灵镇的金矿矿主大多是个体老板。近20年来，他从未发现有哪一家私人金矿会跟矿上的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再加上工人们不停地换老板，整个金矿就像一个巨大的矿工集散地，流动性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患上尘肺病的矿工们不仅无法找老板索赔，同时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无奈———无法获得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报告。

　　自2002年5月1日起，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到职业病防治机构检查，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才能接受职业病医学诊断，然后才能出具相应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湖北口乡几乎所有受访的尘肺病农民，他们也都没有职业病防治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什么都不能证明，什么证据都没有，这些患者能拿什么去维权？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要想维权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万迎风说，“患了病都只好自己扛着，毕竟去打工都是自愿的，又没人强迫。”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金矿干得久了会得病，但大家都已经对金矿产生了依赖。”东川村患者张扬，不到20岁就去了金矿，现在张扬一家也都在豫灵镇，孩子在那里上学，妻子跟自己一样在矿上打工。“对我来说，豫灵镇已经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了，一年中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那里。至于湖北口，也就每年过年时回来呆上几天。”

　　像张扬一样，明知后果却无法摆脱金矿依赖的并不在少数，他们像群飞的候鸟一样，在每年春节过后便登上前往豫灵镇等地的班车，然后钻进那里一条条错落在秦岭之中的大小矿井。

　　位于鄂陕交界、秦岭山脉尾部的湖北口乡，由于山大人稀，脱贫困难，目前对这个集老、少、边、山于一体的贫困乡镇来说，许多家庭仍然无法走出“外出打工-挖矿患病-治病死亡”的恶性循环。

　　而已经罹病的尘肺者，在沉寂和无奈的等待中，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得到好点的治疗”。

　　“选择去金矿打工都是自愿的，现在出了问题我们只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得到好一点的治疗，或许我们这些人，还能多活几天。”万迎风说。

　　他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和他一样的尘肺患者。

　　“希望有一天，尘肺病能够被完全纳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那样这些患者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亲睹很多尘肺患者的悲惨境遇，乡村医生徐仕勇这样说。